北京對煙花燃放開禁后，警車在胡同不斷巡邏。 北京晨報李木易/CFP供圖

蘿崗區永和街安監中隊的隊員正在檢查轄區內的煙花爆竹。

　　從禁到限多番調整

　　民間解禁呼聲不斷

　　燃放災難屢屢發生 

　　隨著元宵節的過去，兔年春節落下了帷幕。因為“新廣州人”的回鄉，春節期間廣州的大街小巷比平常清靜了許多。“爆竹聲中一歲除”，但廣州城區嚴禁燃放煙花爆竹，讓不少市民都感到過年有點冷清，不斷有人呼吁解禁。

　　然而，禁燃政策卻實實在在地避免了很多悲劇的發生。兔年春節，在國內允許燃放的城市不時傳來壞消息——據統計，今年大年初一到初六，全國因燃放煙花爆竹引發的火災共計3224起，同比上升26.8%。

　　該不該禁燃？不僅廣州市民心態復雜，首都的人民也很糾結。記者發現，在過去18年時間里，北京市就走過了從“禁”到“限”，再不斷“收緊”的曲折道路。關于過年燃放煙花爆竹，就像最近網上流行的“神曲”《忐忑》唱的那樣，讓人感到很忐忑。

　　昨日，廣州市蘿崗區永和街安監中隊的隊員們總算可以松一口氣了，在這個廣州為數不多允許燃放煙花爆竹的區域，今年春節沒有發生因煙花爆竹而起的事故。

　　一個街道：喜慶背后行政成本高

　　雖然只是一個街道級別的行政區域，且僅有2處特許煙花爆竹的銷售點，但隊員們沒少操心。

　　早在春節前，煙花爆竹就成了永和街大小會議的重要議題，區域內貼了不少安全須知，向村民宣傳“要到持有特許證的售賣點購買”。即便如此，隊員們還是搗毀了3個非法銷售煙花爆竹的“黑點”。

　　這幾個“黑點”都是雜貨店，店老板通過灰色渠道購得一批產自廣西、湖南的煙花爆竹，跟生活日用品堆放在一起，存在安全隱患。產品質量沒保障，店老板也未接受過任何有關煙花爆竹的安全教育，安監中隊沒收了這批“黑貨”。

　　“要成為合法的售賣點，商家得先向安監部門申請初審。初審條件涉及方方面面，包括售賣點附近不能有高壓線、加油站，周邊50米不能有居民區等等。初審通過后，再由專家組評估。評估通過后，每個銷售點必須派出至少兩人到市里統一接受安全培訓。他們的貨由市里的4個指定單位供應，由指定車輛運到店里。從生產到零售終端，全程都在監控范圍內。”永和街安監中隊隊員韓英向記者介紹。

　　甘竹山是永和街地勢最高的山頭，春節期間，街道在山上設了一個瞭望塔，24小時值班，隨時監測轄區內是否發生了險情。山下，安監隊員、民警、消防員、護街員、森林防火員、出租屋管理員等四處巡街，尋找隱患。他們都是本地人，對當地的人情世故了如指掌。

　　“如果有朝一日徹底禁燃，合法產品從此退出市場，‘黑貨’短期內又沒法徹底杜絕，我們失去了所有常規的監管途徑，就更難管理了。”安監中隊的負責人坦言。

　　鵬超雜貨店是永和街2家持有煙花爆竹銷售執照的店鋪之一，老板鐘遠光感慨：“我賣了6年的煙花爆竹，春節是最大的銷售旺季，其次是清明節和重陽節。雖然一年下來，煙花爆竹的銷售額占全店營業額的一半，但這幾年銷量一直沒增加。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減少了，另一方面是‘黑店’屢禁不止，他們成本比我低，搶了生意。”

　　廣州創先河：“緊箍咒”越念越緊

　　永和街的居民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燃放煙花爆竹，但對于廣州主城區市民而言，除了官方組織的煙花表演，煙花爆竹已成為久違的回憶。“新廣州人”們或許不知道，廣州是全國最早推行禁燃的城市。

　　1992年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批準通過了《廣州市銷售燃放煙花爆竹管理規定》（以下簡稱《規定》），煙花爆竹在廣州主城區從此被禁。廣州此舉驚動全國，因為《規定》使廣州成為全國最早推出“禁炮令”的城市。《人民日報》評論稱：廣州“創下了‘一夜革除千年舊習’的奇跡。”

　　《規定》第三條規定：“在本市越秀區、東山區……（以下簡稱‘八個區’）范圍內，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燃放煙花。在八個區的行政街范圍內，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燃放爆竹。”也就是說，當時廣州市民俗稱的“老八區”全面禁燃煙花，“老八區”的鄉鎮可以燃放爆竹。

　　三年后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又對《規定》作出修改，擴大和細化禁燃范圍：“越秀區、東山區……黃埔區（含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、保稅區）……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燃放煙花。本市八個區范圍內，禁止任何單位燃放爆竹。本市八個區范圍內，白云區各行政街和新市鎮、同和鎮、石井鎮、龍歸鎮、太和鎮范圍內，禁止個人燃放爆竹。”

　　一年后，《規定》再被修改——郊縣以下區域被納入限燃范圍，涵蓋花都、從化、增城和番禺市的中心區域及部分村莊。”

　　2005年，與廣州區劃調整的進程相適應，《規定》進行了至今最后一次修改，蘿崗區建區時原屬于天河區、白云區、黃埔區管轄的區域禁燃煙花和爆竹。永和街之所以能夠燃放，是因該轄區原屬增城。

　　北京調整：公安部官員提出加嚴

　　在廣州開禁燃先河后的第二年，首都北京跟上了這個腳步。但在12年后，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卻作出修正，改“禁燃”為“限燃”。

　　這一調整的原因，是民間要求解禁的呼聲越來越高；而且與煙花爆竹有關的社會成本和行政成本并未因為禁燃而歸零——北京市各級政府每年在禁放監管上投入的人力、物力都不少，而“偷燃”及因此而生的各種社會成本依然存在。于是，北京市決定改“堵”為“疏”，“限定時間、限定地點”燃放，正面應對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。

　　根據規定，北京的文物保護單位、車站、醫院、幼兒園等八類地點及其周邊禁止銷售、燃放煙花爆竹。五環路以內的地區限時燃放：農歷除夕至正月初一，正月初二至十五每日的7時至24時可以燃放煙花爆竹，其他時間不得燃放。五環路以外的地區，區、縣人民政府可以根據需要，劃定限制燃放煙花爆竹的區域。

　　改“禁”為“限”，北京也為之付出了代價——今年春節期間，由于煙花燃放密集，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出動警用直升機進行空中監控。同時，從除夕到初五，北京還是因燃放煙花爆竹而致2人死亡、388人受傷，比去年同期上升11%；因此而起的火情共計194起，同比上升了104%。

　　殘酷的數據迫使北京市對“限燃”政策作出了“收緊”調整——今年2月14日，北京市政府發布《關于進一步加強煙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》，針對煙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問題，出臺了一系列細則。細則擴大了禁燃范圍，新增的禁燃地區，在北京約有11370處之多。

　　針對不容樂觀的現實，公安部消防局總工程師杜蘭萍前天在接受采訪時指出，應制定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，嚴格限制燃放品種，抓緊修改完善有關煙花爆竹生產、銷售和燃放的標準和法規，進一步嚴格限制允許銷售和燃放的煙花爆竹的數量、規格和品種，尤其要減少、降低允許市民燃放的煙花爆竹的品種和規格(裝藥量)。

　　民俗專家：須審時度勢移風易俗

　　但民間對煙花爆竹的感情短期似乎難以消退——在禁燃最早的廣州，盡管措施嚴厲，兔年第一天仍發生了30多起火災，罪魁禍首便是燃放煙花爆竹。根據規定，番禺區華南板塊處于禁燃范圍內，但居民節日期間仍陸續聽到或大或小的鞭炮聲，2月3日凌晨，華南碧桂園后的山頭還發生了火災。

　　燃放煙花爆竹無疑是中國人的傳統風俗習慣，對此，政府該不該禁？各界爭議已久。在中山大學民俗學教授、博導鄧啟耀看來，任何傳統文化和民俗都應以“人”為本，不能用文化去否定生命。若連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，談“尊重傳統”便是本末倒置。

　　他認為：“任何文化都是人賦予的。中國祖先燃放爆竹的本意是求吉利，燃放爆竹本身與吉利之間并無必然聯系，兩者之間的文化聯系純粹是人們賦予的，人們把燃放爆竹視為吉利的象征。”

　　“既然如此，就可以根據時代和生活環境的變化，調整象征符號。不一定非要放煙花爆竹，看燈會、逛花市、貼春聯同樣可以寄托人們求吉利的美好心愿。”

　　古時候，人們生活在小農經濟的社會環境中，人口密度低，燃放煙花爆竹的場地很多；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，高樓越來越多，樓間距越來越密；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，易燃物品越來越多，燃放煙花爆竹，在當下的物質條件下更容易引發災難。“審時度勢地移風易俗，很有必要。”鄧啟耀認為。

　　他認為，在歷史長河中，有不少文化和風俗已隨風消散，移風易俗本身就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。此外，目前煙花爆竹的文化含義被某些不良的社會風氣扭曲了：“如果單純求吉利，燃放煙花爆竹就只是為了圖個好意頭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但現在社會上存在不良的攀比之風，比誰放得多，比誰的煙花爆竹規模大。規模越大，殺傷力越大，越容易引發災難。這就好比燒香拜佛，難道燒的香越多、磕的頭越多，神靈就越保佑你？如果我們的風俗真是誰放的煙花爆竹多、誰的排場大，誰就更吉利，那么，這樣的傳統不要也罷。”

　　鄧啟耀認為，遵從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，重在繼承其中的文化精神，而非一味地求形式。